一直以来,我觉得自己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停留在很简单、片面的层次上。我记得以前为了区分武昌起义和南昌起义,就以“武昌起义失败了”和“南昌起义成功了”这样的认识来记。再比如对慈禧、袁世凯、孙中山等人的认识,也是很单纯地采纳了通用的、教科书式的结论。
读袁伟时《昨天的中国》,使我对这些方面都有新的认识。袁伟时对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北洋政府、二次革命等,都有可以说是“全新”的解读。这些叙述我并不是第一次见到,好在作者也是基于很准确的历史文献和史实的基础上的判断。
袁的另一本书《晚期大变局》我也在读。他的很多历史文章的一个特点是,以历史事件背后的思想为脉络,不是单纯地告诉读者发生了什么。
例如,清末的预备立宪,孙中山和其追随者们发动的辛亥革命,而后的二次革命,以及蒋介石的大权独揽式的训政,其失败都有思想根源。共同点是,他们都没有给予人的自由以足够的重视。而人的自由,才是现代文明的核心。
《晚期大变局》很多的篇幅是在介绍清末各位先进的思想家们的观点,他们都意识到清朝的落后,根本上还是在制度层面的落后,以及思想意识上的愚昧。
袁在一篇演讲稿中,强调了苏格拉底的对事物认知的怀疑态度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对历史的认识,要有一个冷静的、怀疑的态度。这里没有人可以是绝对的权威,只能依靠自己的努力去发现和思考了。再有就是自由的讨论,交换各自的观点。
袁有一篇文章回顾了火烧圆明园的历史。侵略者的罪恶不能不说,而满清的愚昧和保守,也不是不构成灾难的原因。一个基本的判断是,清朝晚期屈辱的、被压迫的历史,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自己思想和制度上的落后。以史为鉴,就是要梳理出这些自己的问题,来更新和改正它。
过去的历史可以指导我们认识未来。袁很强调的一点是,对人的自由的保护,法治,权利观念,这些现代文明普世的价值观,对一个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性。
不只是袁,我最近看到另外两个作者(资中筠、钱满素)都在强调思潮的积极意义,也在看或已看完她们的作品。思潮,也就是启蒙,开阔眼界的意思。观念变化了,其他的变化就自然发生了。
我觉得把历史事实和历史背景下的思想观念的变迁,联系起来看,比较有趣。
读袁伟时《昨天的中国》,使我对这些方面都有新的认识。袁伟时对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北洋政府、二次革命等,都有可以说是“全新”的解读。这些叙述我并不是第一次见到,好在作者也是基于很准确的历史文献和史实的基础上的判断。
袁的另一本书《晚期大变局》我也在读。他的很多历史文章的一个特点是,以历史事件背后的思想为脉络,不是单纯地告诉读者发生了什么。
例如,清末的预备立宪,孙中山和其追随者们发动的辛亥革命,而后的二次革命,以及蒋介石的大权独揽式的训政,其失败都有思想根源。共同点是,他们都没有给予人的自由以足够的重视。而人的自由,才是现代文明的核心。
《晚期大变局》很多的篇幅是在介绍清末各位先进的思想家们的观点,他们都意识到清朝的落后,根本上还是在制度层面的落后,以及思想意识上的愚昧。
袁在一篇演讲稿中,强调了苏格拉底的对事物认知的怀疑态度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对历史的认识,要有一个冷静的、怀疑的态度。这里没有人可以是绝对的权威,只能依靠自己的努力去发现和思考了。再有就是自由的讨论,交换各自的观点。
袁有一篇文章回顾了火烧圆明园的历史。侵略者的罪恶不能不说,而满清的愚昧和保守,也不是不构成灾难的原因。一个基本的判断是,清朝晚期屈辱的、被压迫的历史,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自己思想和制度上的落后。以史为鉴,就是要梳理出这些自己的问题,来更新和改正它。
过去的历史可以指导我们认识未来。袁很强调的一点是,对人的自由的保护,法治,权利观念,这些现代文明普世的价值观,对一个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性。
不只是袁,我最近看到另外两个作者(资中筠、钱满素)都在强调思潮的积极意义,也在看或已看完她们的作品。思潮,也就是启蒙,开阔眼界的意思。观念变化了,其他的变化就自然发生了。
我觉得把历史事实和历史背景下的思想观念的变迁,联系起来看,比较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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