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斯先生》（Mr. Jones）是我最近观看的一部不错的历史题材电影，展现了斯大林时代的乌克兰大饥荒，几百万人在这场人为灾难中死亡。乔治·奥威尔的小说《动物农场》的第一句话，说的就是琼斯先生晚上关闭了鸡圈。电影中奥威尔和琼斯先生有会面，电影的独白可能也是《动物庄园》的语句，这种布局显得既合理又妥当。
对于大饥荒，电影展现了几个特别震撼的场面，例如路边的死人、被扔上运死人的马车的婴儿、吃死人肉的小孩子。这些都是记者琼斯亲眼所见，也是他后来向世界报告的情况。不过他的揭露被同行否决，否认大饥荒存在的报道最终获得了普利策奖，琼斯则在 30 岁的年纪被枪杀死去。这是一个悲伤的结局，可是现实就是如此。一个个人，在面对一个时代潮流的时候，有时候很难做什么来扭转时代，往往容易成为牺牲品。不过，我觉得做与不做还是有差别的，琼斯就认为如果他不说出真相，乌克兰就可能有几百万人丧失，尽管他知道有 6 个英国工程师可能因为他的话而立即被处决。这时候较少有比较的因素，作为记者，其使命、良心就在于公开自己所看到和所经历的。
记者琼斯最关注的是人的生命、性命，这并不容易，很珍贵。在那个时期全世界关注的是苏联的成就，一场彻底改变人类命运的革命正在发生，人们很容易忘掉个体的人，变成集体的人，思维也是集体式的。按照这个思路发展下去，一些人在受罪，若干人失去性命，可能就变得无关紧要了。可是，个体真的不值得关注吗？许多个体一旦变成了统计数据，个体的生命便失去了被尊重的可能，电影透过琼斯正是在对这些逝去的生命进行缅怀。
苏联作为一个国家在人类历史上确实作出了不少巨大的成就，她曾经一度成为超级大国，在国力上和美国并驾齐驱。然而，我们会看历史，可能同样需要关注的，是苏联的人民在那个时代是否过的和美国人民一样幸福，具有相似或等同的公民权利。也就是说，比较两个国家的实力，除了军事、科技等硬实力以及文化、艺术等软实力，我们还可以去了解一下两国居民的权利是否得到保障，公民的生存权、发展的权利是否得到维护。如果在这些方面存在差异，那么哪怕其国力强盛，也不能称之为强国。毕竟，国家形成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公民的利益。如果公民的权利、尊严都无法得到国家保障，再强大的国家有什么意义？反过来，如果一个国家的居民的各项权利和福利措施到位，生活的稳定而美满，即使这个国家武力不强大，也会是令人向往的国度。话说回来，如果一个国家所处的环境恶劣，时刻面对着外敌的入侵威胁，那么武力强盛一些也很正常。
记者这个职业是相当神圣而重要的。发达的新闻业，需要很多优秀的记者。真正的记者，关注的应该只有真相，追寻的只有事实。在获取足够的信息后，以冷静、准确的语言把自己所观察和调查的信息发布出来，帮助公众了解事情。不过在如今，一些不看重记者操守、良心和“普利策奖”的所谓记者，充当宣传员、传声筒，也照样可以过得很好。《琼斯先生》中的大记者就是如此，而后还获得了普利策奖，虽然后来看来是琼斯而不是得奖者讲述了事实。这不能不算是一种讽刺和警示。
除了记者自身的原因，外部环境的恶劣也助长了人们对记者和新闻业的怀疑。正常的情况下，记者往往是报道让当权者不舒服的事情，问一些令当权者不好回答的问题的人。这种监督作用能够避免权力过度腐化，是社会的净化剂。不过独裁者并不这样看，独裁者需要人们时刻拥戴他、赞同他、膜拜他，当记者和媒体不这样行事时，独裁者甚至将其归之为“人民公敌”。这就是美国的 Trump 总统的思路。
Trump 和他的民粹，我感觉基本上就是树立各种“敌人”，把各种社会问题的原因交给这些敌人，似乎没有这些敌人社会就美好了似的。往大了说，世界各地的民粹思路都是一样的，一定要找出一群人作为问题的原因，就是这一群人非常邪恶，破坏了社会和国家。这些民粹者最喜欢阴谋论，把自己想象成某项事业的战士。其极端，就是纳粹。实际上，头脑正常的人不难得出结论，哪里有什么人是绝对的邪恶的。即使有，其数量也特别有限。当权者需要解决的是问题，而不是某些人。
美国的一个优势是，无论 Trump 和其支持者怎么攻击记者、媒体，大多数人依然做着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基本忽视他的抱怨。他也只能是在口头上抱怨一下，不给报道者、提问者好脸色，没有其他行动。可见，所有人还是认可言论自由和媒体自由的。这种传统能够确保正确的意见得到表达，无论存在多少种错误的意见。从这个角度看，大饥荒出现在苏联治下的乌克兰，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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