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unsheng

《耳朵大有福》是不错的电影。真实，深刻。 范伟在《耳朵大有福》里演了一个实际上“没福”的退休工人，尽管他自认为、或者别人赞叹他“有福”。范伟真实地表现了很多普通劳动群体在中老年阶段时尴尬的生活境地。我理解“福”指的是生活美满，无忧无虑。而现实情况是，生活总是不易的。所以只能通过算命或外貌特征，来期待自己是有福的。 范伟在电影中表现出来的生活的不易，一方面是退休之后家庭失去了经济来源，妻子住院是一笔较大的开销。另一方面，是他的老父亲和女儿家庭的烦心事。他没有甚至希望自己的儿女来帮自己一把，使自己成为他们的负担。这是比较好的一种做法，因为现在毕竟是两家人。他最后很气愤的是，自己的父亲没有得到基本的照顾。这也是一个普遍的现实，儿女不愿意或不能为自己的父母尽孝。退休的老职工没有较好的生活保障，也属于范伟必须面对的一个难处。 电影呈现的是特别真实的小市民的形象，可能很多人都可能遭遇这样的窘境。 耳朵长得大不大，跟有福没福没有必然的关系。可是，人们就是愿意相信这样的因果联系，这可能也是人们面对艰难的生活能够一如既往地走下去的一点信念支撑。 我觉得还有很多类似的通过面相来推测人生的例子。这是一种期望，就像算命一样，尽管算命属于迷信，但心底里还是希望自己有好的未来。 电影讲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却让人觉得非常亲切，贴近生活。

一直以来，我觉得自己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停留在很简单、片面的层次上。我记得以前为了区分武昌起义和南昌起义，就以“武昌起义失败了”和“南昌起义成功了”这样的认识来记。再比如对慈禧、袁世凯、孙中山等人的认识，也是很单纯地采纳了通用的、教科书式的结论。 读袁伟时《昨天的中国》，使我对这些方面都有新的认识。袁伟时对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北洋政府、二次革命等，都有可以说是“全新”的解读。这些叙述我并不是第一次见到，好在作者也是基于很准确的历史文献和史实的基础上的判断。 袁的另一本书《晚期大变局》我也在读。他的很多历史文章的一个特点是，以历史事件背后的思想为脉络，不是单纯地告诉读者发生了什么。 例如，清末的预备立宪，孙中山和其追随者们发动的辛亥革命，而后的二次革命，以及蒋介石的大权独揽式的训政，其失败都有思想根源。共同点是，他们都没有给予人的自由以足够的重视。而人的自由，才是现代文明的核心。 《晚期大变局》很多的篇幅是在介绍清末各位先进的思想家们的观点，他们都意识到清朝的落后，根本上还是在制度层面的落后，以及思想意识上的愚昧。 袁在一篇演讲稿中，强调了苏格拉底的对事物认知的怀疑态度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对历史的认识，要有一个冷静的、怀疑的态度。这里没有人可以是绝对的权威，只能依靠自己的努力去发现和思考了。再有就是自由的讨论，交换各自的观点。 袁有一篇文章回顾了火烧圆明园的历史。侵略者的罪恶不能不说，而满清的愚昧和保守，也不是不构成灾难的原因。一个基本的判断是，清朝晚期屈辱的、被压迫的历史，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自己思想和制度上的落后。以史为鉴，就是要梳理出这些自己的问题，来更新和改正它。 过去的历史可以指导我们认识未来。袁很强调的一点是，对人的自由的保护，法治，权利观念，这些现代文明普世的价值观，对一个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性。 不只是袁，我最近看到另外两个作者（资中筠、钱满素）都在强调思潮的积极意义，也在看或已看完她们的作品。思潮，也就是启蒙，开阔眼界的意思。观念变化了，其他的变化就自然发生了。 我觉得把历史事实和历史背景下的思想观念的变迁，联系起来看，比较有趣。

每天晚上睡觉时，我基本上都会听老梁的《体育评书》。2012 和 2016 年的，反复听。老梁讲了不少关于体育比赛里的兴奋剂的事情，比如 2016 年里约奥运会孙杨和澳大利亚霍顿的纠葛。老梁的一个基本意思是，我们自己要做到“身正不怕影子斜”，如果有前科，别人怎么说也由不得你，也属于正常。 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确保老百姓的“知情权”方面，做的不够。很多事情，负面的，大家都不知道。我非常认同这一看法，即知情权的重要性。我觉得这是常识，是没有必要多余讨论的。 今天早上我搜索了霍顿，看到居然直到今天还有人在他的 Instagram 帖文里使用中文追着他破口大骂的。 这就牵涉出一个如何看待事物、对待批评的问题。 我觉得，看待一个事物，我们首先要了解其全面信息，至少要尽可能地全面。别人说了什么话，我们要了解他为什么这样说，有没有依据。然后就是反思自己，是否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因为，怎么说是别人的权利，自己有改善才是有实际好处的。 辱骂，并不解决问题，同时也透露出自己的无知。网络提供了一个人们宣泄自己情绪的出口，我想说如果这样使用网络，就是没有很好地利用网络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