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unsheng

在美国因为科技公司绝大多数都是“左”的，保守派认为自己的观点被压制，所以有人发布一款“Freedom Phone”（自由手机）， 反击 大型科技公司对保守派的打压。根据报道我感觉这款手机只是打着“自由”的旗号，无非是想卖一些手机设备。此外，咖啡领域也出现了“ 保守派咖啡馆 ”。 从“文化”上说，这可以看作是一种“反击”。“左”的因素太多太强大，右翼通过行动与之对抗。在政治上，一个党倾向于左而另外一个倾向于右，轮流执政可保证国家的政治在左右间摇摆，不会滑向某个“极端”。所以我觉得这种现象并没有什么。 感觉里，Trump 是总统时他的政府较少谈论“民主”等普世价值观，民主党人则经常把这些词挂在嘴上。我甚至认为：是不是民主党比较注重意识形态而共和党比较不重视。我的潜台词是，老是以意识形态为号召似乎力量不充分，显得空。上面的例子表明，右翼照样关注和重视意识形态。 商人的逻辑是“投其所好”，所以出现各种意识形态方面的事务说明有这样的受众而且其数量可观。明眼人应该看透这背后的目的，不要被“意识形态”的大话所蒙蔽。更关键的是，太强调立场——左和右，搞得两者势不两立、水火不容，很容易遮蔽掉对具体议题的讨论。正常的人，在某些议题上左，在其他议题上右，是很有可能的。而且随着时间的发展，左的会变成右，或者不再被认为左，也是历史证明了的。 我最近看方舟子的一些视频，他好几次提到了“爱国生意”，说有些人抓住爱国者众多的机遇表演爱国，把这种感情抒发变成自己赚钱发财的手段。我不认为这种做法不对，只要不犯法，人爱怎么赚钱是他的自由。这和上面提到的手机、咖啡馆差不多。作为“看客”，我觉得应该具备眼光看出这背后的门道，防止自己被人利用。 关于“表演爱国”，我想起农村一到过年的时候，很多人返回家乡给自己逝去的父母、祖父母上坟烧纸的情形。在我们那里这个活动一般发生在大年三十的下午。纸钱、鞭炮、香烛、烟花都是可选择项目。这个山头一阵热闹，那个山头一阵热闹，此起彼伏，像是接力赛一样持续到晚上。清明节的时候这种风俗也会再次上演。农村里每家每户的大致情况大家都有所了解，哪家孩子不孝顺实际上也很容易看到。可就是那些不孝顺父母的人，等父母离开人世后老希望把鞭炮放的最响。我认为这不是在孝顺，这是做给人看，让别人知道自己“孝顺”，给自己挣脸面。为什么不在父母亲在世的时候多照顾和关心一下二老呢？这就是“表演”给人带来的荒谬

重新读了一遍路遥的《人生》，感觉这篇小故事是专门给年轻人讲一个人生道理。小说结尾部分写道，“一个人应该有理想，甚至应该有幻想，但他千万不能抛开现实生活，去盲目追求实际上还不能得到的东西。”高加林人生的起起落落，正是这个道理的写照。这个短篇由于只是高加林漫长人生的一个小的片段，因而包含着某种可能性，他的人生不一定如故事这般是个悲剧。 小说通过刻画几个小官员，批评了中国社会存在的裙带关系问题。这也是导致高加林遭遇这个曲折人生的因素。他以为遭遇到不公平而失去老师工作，也是因为不公平的关系而获得梦寐以求的生活。年轻人——以及所有人——能够有一个不靠关系而自由、公平竞争的环境，是作者所期望的。 高加林和巧珍、黄亚萍三个人的爱情纠葛和最终的悲剧，没有绝对错的一方。高和黄是比较适合的，但是因为身份、家庭背景方面的外部因素而成为不可能；高和刘似乎最适合，但两者结合应该不会有共同的话题和爱好。这类似于黄和他的追求者张克南。 有个说法是，婚姻不等于爱情，在小说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主要的问题在于，家庭条件和身份地位的悬殊，即使有爱情也不能进入婚姻。我觉得不能责怪高加林抛弃了巧珍而与准备与黄亚萍结合，因为那可能是几乎所有人都会作的选择，能够与一个与自己有共同语言的人生活，难道有问题吗？高无法把握的是自己的身份——农民还是国家干部，进而最终没有与黄结婚。两个人之间的爱情应该是真实的。小说如果写最终两个人生活在一起，我觉得也合理。但可能是因为高的“干部”身份来路不正，所以才把结局设计成另外一种情况。 小说里还借旁人的话抨击了高的“不讲良心”。这是一种道德评判。我认为“良心”是个好的东西，说话做事人确实首先应该在良心上过的去，也就是遵守道德规范。然而，巧珍和高加林之间的爱情因为是新式的“自由恋爱”，我以为就应该用“新”的眼光看，没有结婚之前两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和自由。“承诺”是结婚之后的事情。 小说把“巧珍”这个角色描写的近乎完美，使得黄亚萍不那么让人有好感，我觉得是不公平与合理的手法。巧珍追求爱情，爱慕高，最终没能如愿，但和另外一个老实能干的农民结合，应该有不错的农村生活；黄爱高，却因外部因素与高分手，是更大的受害者。她本人无法割舍与爱情无关的物质条件，也是自己不能收获美满的一个主要原因。 这篇小说既是在说人要清醒的判断现实和理想并作出决断，又似乎在说在时代背景下人根本无法完全把控现实、理想以